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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兆(一)

作者:梦里如烟客 来源:友人小说频道 加入时间:2005-12-19

酷热难耐的夏季,我忽然遇刺身亡。
  炽热的阳光火一样烘烤着大地。喧嚣的都市,楼房林立。街道两侧盛开着粉红色绒线球似的合欢树,被太阳烘烤得恹恹地垂着头。偶有声嘶力竭的蝉鸣从那些合欢树的枝杈上传出,钻入人们的耳鼓,撩拨着人们烦闷的心绪。
  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遇刺的场景:一个蒙面人,从一棵合欢树的背后窜出,迎面把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快速地刺进了我的左胸,然后那个蒙面人就一闪而逝。我看见鲜血顺着刀口从我的左胸喷出,血珠最远的蹿到几米开外一个穿着紫色碎花连衣裙的漂亮小女孩儿的脸上。小女孩儿尖厉地惊叫,招来了街市上许多人的围观。我惊愕地慌忙用手捂我胸前的刀口,殷红殷红的鲜血从我的指缝里和手掌边溢出,浸湿了我的上衣和裤子。身上的钮扣和镀锌的鳄鱼皮腰带扎,经血的浸染后变成了暗褐色。
  剧烈的疼痛中,我慢慢地感到窒息。求生的愿望像火苗一样在我的心中急剧升腾。我想大声叫喊,让那些围观的人用手机或电话什么的帮我打一下110或是120,但喉咙仿佛用布团塞住似的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瞪大乞求和援助的双眼可怜巴巴望着周围那些满脸恐慌的人们,东倒西歪地捂住正在流血的伤口,挣扎着往医院里去。于是,我身后的水泥地面上,立马留下了几行一滴滴宛若黄豆、一片片状如合欢树树叶般仍带着我身体余温的暗紫色的血迹。我往前没走几步,便在世人睁大惊恐的双眼中,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倒在离合欢树只有两米之遥的铺着红色和黄色面砖的人行道上。我的尸体在烈日下就像炉中烘烤的一只红薯,合欢树的树影斑斑点点的在我身上晃动。一瞬间,我才真正知道我是多么的依恋这个世界啊!可是,一切都晚了。
  许多人惶恐地围着我的尸体,悲愤、惋惜、惊惧和带着猜测的唏嘘声不时地从他们每个人的喉咙里发出。就在那些围观的人群中,有好多人我都认识。他们中有托人求我办过事的,也有我找人家办过事的。我还隐隐约约看到就在我身体的东北角处,在那些变换着的人们的脸谱中,有两个仿佛我们单位的打字员--池娟和邓贞。她们穿着妖里妖气的超短裙,也在伸着脖子看我,并且我看到她们还冲我掉了几眼泪。阳光下那泪珠一闪就滴到我的脚面上,我感到了那咸咸泪水的温热。我知道她们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我轻轻地骂了句:骚货,狐狸精。我的声音很小,我知道她们听不到。但我想这下完了,只要有这两个小广播在,单位里的同事肯定会一下子全知道我死了,甚至出不了半天全市的人都会知道我死了。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她们两个发布新闻的速度和广泛性不亚于本市的电台和报纸。
  我仿佛化成了一缕轻飘飘的炊烟,从我的肉体里缓缓逸出,随着大地氤氲上升的热气一起往天空中飘浮。我努力地往下沉,想把飘出的灵魂重新装入我的躯壳,重新把双脚牢牢地踩在地上。可是,我的灵魂却不听我的指挥,仍旧是摇摇晃晃地向空中飘逸,就仿佛是在太空里,地球一下子对我失去了引力似的。
  一辆救护车和两辆警车闪着报警器,呜哇----呜哇地驶过来。车没停稳,就从匆忙打开的车门里蹦出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一些戴着天蓝色口罩、白帽,穿着白大褂,只留两只眼睛在外的医生。他们一边驱散住围观的人群,一边勘验着现场。我的身体被法医来回翻着。当我的脸朝下趴在地上的时候,我的鼻子和嘴差不多全挨着了面砖上的泥土,就在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被烈日暴晒后带着一点点儿泥土清香的气息,钻进我的鼻孔,浸入我的心脾。
  尽管那个对我行刺的人经过伪装后脸上还蒙住黑色的面纱,但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隐隐约约觉得那个人的身影,很熟悉。矮矮的个儿,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脑袋后面有一堆厚厚的脂肪扛在肩上。一定是他,别以为那双乌龟一样滴溜乱转的小贼眼和那张笑咪咪的藏着阴毒和谲诈的小胖脸儿,被一层黑纱罩住就没有人能认出他来。
  用匕首刺我的那个人一定是他。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给了那个正在对我的身体进行检查的法医,和那些站在我身边的警察,可是他们没听见似的,对我的话置若罔闻。我以为我的声音小他们没有听见,所以就大声地对他们又说了一遍,可是他们仍旧对我的话置之不理,依旧是驱散住围观者和检查着我的尸体。这时我才突然明白我死了,我才真正感受到我正顺着黄泉路从阳间向阴间飘去,我将从此和他们分道扬镳、视若路人。
  恍惚间,我又觉得那个把匕首攮进我胸口的是个高高的个儿,留着长发,脸很熟悉,身子却很陌生,穿一身黑衣的人。开始,我认定是他,那身材,那长相,那走路的姿势和踩地的声音,就连那用手往一边分头发的习惯动作,呼吸的声速,身上散发出的汗味,我都感觉到是他。停了一会儿,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像,于是,那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影子,只觉得模模糊糊地像个男人,但从那桃花一样透着红晕的脸上看又有点儿像个女人。我用力地摇了摇头,想努力地使自己清醒起来,可双眼仍是迷迷蒙蒙,眼前仿佛是一望无际的大雾。在那大雾的尽头海市蜃楼般地隐隐约约现出了我的村庄,现出了我儿时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水库,拾柴、守猎、捡蘑菇的山脉和丛林。
  春天,当荷塘里的那些粉红,或洁白的荷花刚刚从硕大的荷叶下面的池水里钻出来的时候,我和村里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头发梢黄黄的,扎着羊角小辫,叫小莹的女孩子一起,到雨中去逮“老水牛”。小莹姓杨,是我们村杨老师的女儿。杨老师的妻子很漂亮,是省城的一个女知青。据说是在我们村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和杨老师谈上的。那时的杨老师不但人长得帅,而且是我们方圆几十里毕业于南阳师范的才子。
  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我们光着小脚丫儿,高高的挽起裤脚。小莹撑一把破旧的红色雨伞,前后跑着给我遮雨。我们那么多伙伴,小莹只让我一个在她的那把红雨伞下避雨。我掂一只空罐头瓶,满山遍野地去追赶,或是到地埂上的草丛里去捡那些刚从地下钻出的,由“茅草獾”变成的黑色的“老水牛”。我捡一个,小莹就高兴地一边给我撑住伞,一边笑嘻嘻地低着头看我往瓶里装。小莹那湿漉漉的发梢磨擦着我的脸,痒痒地让人心里难受。
  这个季节正是“老水牛”繁殖的好时候,一个母“老水牛”的肚子里全是金黄金黄的米粒般的子。回到家里,把“老水牛”的两只鞘翅掐去,用水淘净,撒上一点儿盐,放在锅里用油一炒,满院子都飘着香味。炒熟后,用手捏住一个一个往嘴里填,嚼一嚼满嘴都是油,那才真叫香呢。
  夏天来了。我和伙伴一起到村北的水库里去洗澡,在水里来“水猴儿”,玩捉迷藏,有时也会在水库边的红柳根里掏一些小鱼儿小虾什么的。特别是放暑假的时候,除了给猪割草外,大部分时间可以和伙伴们一起去西山扒蝎子。蝎子也叫全虫,身体呈黄褐色,是一种节肢动物。蝎子的嘴两侧有一对螯,胸部有四对脚,身体呈椭圆形,长长的尾巴往上翘卷着,末端有一个洋槐刺状的毒钩。扒蝎子时除了要准备好一个口颈大些的空瓶儿,还要带上一个镊子和一只扒锯子。扒锯子便于掀山中的石块儿和扒山沟沟里土壁上的隙缝,镊子是用来小心翼翼地夹住那些扒出的蝎子往瓶里装的。
  有一天下午,因为大队通知老师去公社开紧急会,很早就放学了。放学后,我和小莹家都没回,就掂了只空瓶,出校门,顺着阡陌和田埂往山上跑。布满石头的山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野草,结住火红火红果子的“火燎炮”;长着长长的柳叶,叶上还有很多茸刺的野茅草。满山最多的还是山民们用来建房的那些肥嘟嘟的黄麦草。我和小莹凭经验翻着那些小石块,贪婪地寻找着石块下面的蝎子。每一块石头下面不是都有蝎子的,有时翻开的石块下面不是蚁窝,就是有许多紫红色身体的小蚯蚓在里面蠕动,或是什么都没有,或是只有那些长年累月在石块下面倔犟地生长着的小草。由于小草长期得不到阳光的沐浴,显得白白的,油油的。嫩白的芽尖上还浸润着一点点儿的绿意,那绿意越接近根部就显得越浓。掐一点儿嫩白的草芽放在嘴里,用门牙轻轻地咬一咬,用舌尖儿稍稍地舔一舔,你会尝到一点点儿淡淡的甜意。
  快,快!这儿有一只大母蝎子。小莹欢快的喊声带着些许的激动,仿佛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一样惊喜。由于来时没带镊子,我本想折两根小棍棍当夹子,可小莹在一边欢快的催促声使我没有细想,忽然就有了男子汉的豪气。我把食指和拇指并在一起充当镊子。当我捏住蝎子翘卷起的带毒钩的尾巴往瓶子里装时,不小心被蝎子的毒尾狠狠地蜇了一下,剧烈的疼痛让我一甩手丢掉了那只母蝎子。我扔掉手中的瓶子,紧紧地用另一只手死死地卡着被蝎子蜇过的拇指。小莹惊呆了一会儿,好像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一把抓过我的手,张开嘴,吮含着我那只被蝎子蜇过的拇指,用力地往外吸住毒素。小莹的口水顺着我的拇指淌到我的掌心。流淌的口水仿佛小虫在上面爬一样和疼痛一起钻进我的心。小莹用力地吸着,吸一阵就把口中含有毒素的唾液吐出来。小莹的嘴一离开我的拇指,我就感觉疼痛立刻加剧。小莹一方面用嘴含着我的手指,一方面搂着我的脖子,一步一步地和我一起从山上往家走。
  回到家里,母亲一边用红布给我缠着手一边说:蝎子没娘,不能哭着喊娘,越哭着喊娘就会越疼。我咬着牙,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母亲用红布条给我缠住的手指肿得越来越粗,越来越紫,紫得发乌透明。不知母亲从哪找来了一些蝎子草,蝎子草是一种花为粉红色,对叶生,倒卵形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母亲在蒜臼里把蝎子草捣碎,用鸡爪般的手挖出来,连蝎子草的汁液一起敷在我的拇指上,然后重新用一块破布把我的拇指包好。
  蝎子草那花的颜色真像这合欢树花的颜色,我觉得还有点儿像从我胸前刀口里流出的鲜红鲜红的血的颜色。蝎子尾巴蜇我的那种痛和现在匕首刺进我左胸的痛,表面上似乎是一样的,但一种痛是能哭,不流血,但不能喊娘的痛;一种痛是能哭哭不出声,能叫娘叫不出娘,却一个劲从胸前流血的痛。
  就是这种有所区别的痛,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确确实实的死了。永永远远地离开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离开了我的兄弟、同学和朋友,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以及家乡那充满着童趣的山川、河流、丛林,离开了我工作多年的国土局和局里的那些相濡以沫的同事。我知道,从今往后他们再也无法倾听我的心声,再也不能和我一起打牌和下棋。一种悲壮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我要把那个对我行刺的人告诉给警察,让警察们立即把凶手缉拿归案。我要弄清凶手刺杀我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然后让凶手去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对我行刺的人,手和脚上都带着镣铐,胸前还挂着一个打有红X的亡命牌。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威严地站在他的身边,押送着往刑场上去。我可以想像出子弹从他的后脑勺射进后,他一头栽倒在黄土地上,白色的脑浆从颅骨里流出的情景。我要在阴曹地府等着他,亲眼看着他过奈河桥而掉到桥下被狼虫虎豹撕成碎片,看着他被放入滚烫的油锅里而声嘶力竭,痛苦万状的煎熬成白骨。
  法医不停地在本上写着,包括我的名子、性别、年龄、体形特征、伤口的深度、宽度和长度,以及造成我死亡的真正原因。其实这些人差不多都认得我,特别是那个公安局副局长和刑侦队长。他们一看就知道是我,我们还曾经是棋友呢,我活着的时候没少和他们在一起下棋。我的象棋在全市的象棋比赛中还得过二等奖呢,况且我又是国土局的一个干了多年的副局长,所以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也算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物。
  说起来我去市国土局当副局长的事,那也是上面领导对咱的信任。那是一年的春天,正赶上我家小院里那株樱桃树玛瑙般挂满一树樱桃的时候,市里调整了各局里的领导班子。为了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就把当时在市纪委工作的我调到了市国土局任副局长,把公路局党组书记聂一调到市国土局任党组书记、局长。
  刚到国土局,聂一就不断召见我,并让我陪他一起到各乡、镇,一方面调研,一方面检查指导工作。其实我和聂一原来就认识。还是我在纪委的时候,有人反映公路局的老局长在修路时有贪污受贿行为,市领导安排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曾去公路局调查案件,那时和聂一打过不少交道。那时聂一还是个副职,敢说敢为有股子闯劲。老局长被查后调走了,新局长上任时,聂一同时被提升了一级,成了公路局党组书记。别看聂一矮矮的个儿,身子胖胖的,但人长得挺有精神,一张白皙的脸永远带着笑容。聂一是个酒量很大的人,到下面去全是用小碗和同志们喝。我就不行,两杯白酒下肚头就疼,有时疼得像锥子剜的一样。聂一常对我说,酒这东西你得好好锻炼锻炼,不会喝酒就等于不会工作。知道吗?我就笑笑说,这东西我也锻炼一、二十年了,就是不行。我家祖传就不能喝酒。
  吃过中午饭我们一般都要到宾馆里休息,这时的聂一很兴奋,就让我到他房间里聊天,除了说一些荤段子,哈哈一笑,大部分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聂一说,我看国土局的风气不正啊!我们来了,他们有些排外。我知道聂一说的他们就是指班子里的几个老同志。副科级都干了好多年了,在土地上又摸爬滚打了那么长时间,一个个业务都很熟,何况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儿根子,他聂一才来,不但业务不熟,而且又没有太辉煌的业绩,他是怕众人不服。我说,不会吧,看得出来他们几个素质还是很高的。
  聂一问,是吗?于是,我就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从每个人的家庭、爱好、人品、个人能力、年龄、工作态度、为人处世、工作经历、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等等、等等,给他全部分析一遍。我对每个人的分析,他有时点头儿表示赞同,有时摇头儿表示反对。
  和聂一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聂一这个人并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么坦诚。首先,他说的、做的、想的全让人摸不透。平时我们谈心的时候他总是说,人呢,相互之间应当开诚布公,特别是领导,对同志就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假、恶、丑就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往往是我给他说了一大堆真话,而他却一言不发,很深沉的样子。有时,我甚至连和老婆做爱时老婆喜欢的动作都告诉他了,而他总是神秘地笑笑,说,我那一口子就像头死猪。
  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聂一到局里之后不久就对班子里的人员分工进行了调整,我除了分管纪检监察外还分管办公室和基建,同时审批和地藉也让我负责。我觉得不合适,那么多副局长闲着,让我一个人干,容易闹矛盾,不利于班子的团结。于是我就向聂一建议,审批、地藉和基建让别的副局长分管。聂一听后脸一变,说,咋,是不是嫌给你的权力小?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把工作干好就行。说完聂一脸上才有一点儿笑意。
  聂一让我召开班子会,安排布置在全市开展土地隐形市场大清查的事,同时,也让我顺便在会上说说建办公楼的事。会是在聂一的办公室里开的。聂一的办公室基本上算是很讲究一点的:天花用扣板吊过顶,墙壁也用扣板装修过,各种花花草草摆了一屋。褐色的老板桌呈现出一种艺术的弧形,桌子上面除了摆放一些文件和旧报纸外,还有两部红色电话。电话一部是外线,一部是内线。其实桌子上最引人注目还是那两面精美的党旗和国旗,两面手掌大小的旗帜上,按比利精心地镶嵌着黄色的镰刀、斧头和五星。笔架的圆筒里,装着许多用过的半截头儿铅笔和几个锈迹斑斑的学生用小刀。身后是一组五组的和桌子一样颜色的书柜。书柜里摆放着许多书籍。有法律的、政策方面的、还有好多杂书。譬如:二十四史啦、厚黑学啦、孙子兵法啦、老子和庄子啦、红楼梦啦等等。这些书大部分是盗版,买的时候很便宜。
  那天风很大,整个城市的上空被风刮得黄澄澄的。我一提起建办公楼的事,同志们就七嘴八舌地就议论开了。有人说,目前局里正处在举步维艰的时候,建办公楼应该缓缓。有人说的更难听,建啥办公楼?无非是打着建办公楼的旗号,个别人想渔翁得利。我怕把会开砸了,没等同志们把话说完我就接着说,大家不要激动,办公大楼的址点,上一届党组早已经选好了,这么多年一直圈占不建,对咱们国土部门也是个影响。聂局长考虑,为了提高咱们国土部门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办公大楼是必建不可的。但考虑到咱们的资金比较匮乏,想让大家议一议是不是分三步走。第一,让全局干部职工集一点儿;第二,聂局长再向市政府要一点儿;第三,向银行贷一点儿。如果大家不愿意集资,聂局长也说了,他可以考虑从其它兄弟单位拆借一点儿。这样,咱们的办公大楼很快就会拔地而起的。
  我说完之后看了看聂一。聂一手指缝里夹着一只许昌产的帝豪烟,漫不经心地抽着。烟雾从聂一的嘴里喷出,一圈一圈地扩散着向空中飘浮。
  有人仍在小声议论着不同意建办公楼的事。聂一用眼的余光严厉而又快速地扫了一眼班子里所有人的脸,掷地有声地说,就按刚才加局长说的办,钱的事我来负责,散会。
  其他人都走了,聂一让我留下。聂一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一边记着什么,一边对我说,你给建设局的康局长联系一下,选个路线,明天上午八点,我们一块到外地考察考察。然后选个好样式,让他们回来先把办公楼的图纸整出来,再给我们做个预算,看看到底需要多少资金。
  办公楼的规划和建设按聂一的思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也成了个大忙人,一方面要下到各乡、镇,检查土地隐形市场的进展情况,一方面还要和建设局的一帮人筹备办公楼招标的事。为建办公楼的事聂一私下里曾好多次暗示过我,让我了解了解市第一建筑公司。市第一建筑公司的经理姓任,通过了解,我发现他们公司管理比较混乱。据说任经理这个人吃喝嫖赌啥都干,公司对他反映很大,如果把国土局的这项工程给了他,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我向聂一提出了我的看法,说,国土局的办公楼坚决不能让市第一建筑公司承建。聂一很认真的听了我的汇报,但聂一一直没有表态。
  一天下午,我正准备下班回家,聂一往我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晚上我们一起去白天鹅吃饭,有人想要见你。我感到很纳闷,心想,这个人也真是,要见我怎么不给我说而给聂一说呢?我本想推脱不去,可是想想不去不合适。凭我的直觉,自从我向聂一汇报了市第一建筑公司的情况,并明确地表过自己的态度后,我就感受到聂一在和我拉距离,在一步步地疏远我。为了缓和这种心理上的不融洽气氛,我不能推脱,我只能装出毫无察觉并和聂一还像从前一样亲密的样子。
  白天鹅是市里惟一一家能挂上星的宾馆,里面的设施和装修都很豪华。
  来到餐厅的大门口,一个穿红色碎花儿旗袍的礼仪小姐微笑着迎上前。礼仪小姐头稍稍地往一边偏了一下,问我们,先生,请问那个房间?聂一说,202。礼仪小姐转身微微地向前探了一下身,一只手稍稍抬起,向前平伸,微笑着说,请。我和聂一跟在礼仪小姐的身后,一步一步地往楼上去。一幅画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晃动:一双黑色皮鞋的后跟,老鸹尾巴似的在一上一下的跳跃;露在旗袍外面白皙而修长的腿,宛若我儿时在荷塘里踩出并洗净的藕节一样让人垂涎欲滴;裹在旗袍里面浑圆而又富有弹性的臀部勾起我对性的欲望;飘在肩后红色碎花儿旗袍上面的那一头浓发,忽然就让我联想起白发苍苍的母亲年轻时候的那一头秀发。不知母亲曾多少次用她剪了还长,长了还剪的如瀑布般的黑发,为我从货郎担上换取过多少铅笔和削铅笔用的小刀。我只知道拿着铅笔和小刀高兴,从没想过一头漂亮的秀发对一个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来说是多么的珍爱。
  礼仪小姐把我们领进202房间,早就在房间里等候的建设局康局长、市第一建筑公司的任经理慌忙从沙发上站起来,哈哈笑着,亲热地同我们握手。红色的地毯上面盛开着许许多多的小黄花儿。踩在地毯上就仿佛走在春天浓密的毛茸茸的草坪上,让人舒服、惬意。康局长一边点菜一边和聂一说,来来来,咱们先打会儿“三打一”。接着康局长又扭头对站在一边的服务员说,小姐,把牌拿来。聂一笑着对康局长说,是打钱还是打酒?康局长和市第一建筑公司的任经理异口同声地说,打酒打酒。聂一说,咱今天过真的,你们俩可不能象从前那样光耍赖啊。今天过真的,谁耍赖谁是个小花狗儿。康局长说。康局长要拉着我打牌喝酒,我知道我的酒量不行,就赶快推脱说,你们三个来吧,我打牌不在行,又不能喝酒。康局长眼一瞪说,那会中,来来来,不过你可以搞特殊,给你优惠政策,你输两次算一次,输多了任经理可以替你。这么优惠的政策,我再推脱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只好挨着康局长坐下和聂一对脸。
  菜上齐了,满满一桌子。康局长笑着请我们入席,说:我们人少,何况人家任经理说了,今天单装请加局你们俩位,我是陪客。聂一谦虚了一下就坐在了上首,我紧挨着聂一坐。
  菜很上档次,除了一些菌类和素菜,剩余的全是海鲜。什么虾呀、贝呀、鱼呀的,其中还有好多我叫不上名的,我知道其中有一条鱼是中华鲟。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家越保护,人们就越想吃。中国人就这心态,和禁书一样,越是不让他看,他越是想看,生着法儿也得弄到手,来满足个人的欲望。饭桌上除了一些可供食用的饭菜外,还有许多赏心悦目的诸如牡丹花啦、百日红啦、猛虎望月啦、龙凤呈祥啦等之类的雕刻。精美的雕刻,不得不让我为厨师的精湛技艺而叹服。
  入席后,康局长让服务员打开酒。酒是那种新式包装的茅台,倒入酒杯后颜色有一点淡淡的浅黄,闻一闻,香味醇厚绵长。康局长说,来来来,先把刚才打牌输的酒喝了。这可是地道的茅台酒。说着又看了看聂一,小声问道,叫不叫池娟和邓贞也过来?聂一笑容可掬地说,那也得把你那位叫过来哟!坐在一边一直陪着笑脸的任经理,听了聂一的话后,立即从腰里掏出带摄像头的彩屏手机。任经理嘻嘻哈哈地连续要了好几个电话后,一边把手机关好往挎在腰上的手机套里放,一边说,马上就到,最多不会超过10分钟。
  以前我也经常和聂一来这里参加饭局,我知道宾馆里有两个女孩子和聂一很热。两个女孩子都长得有几分姿色,长长的披肩发,桃花儿一样的脸,让人一见就会动情。特别那双透着几分妖气,充满着对性的渴求的水灵灵的眼睛,真能摄人魂魄。聂一每次吃饭,只要没有外人,他都会叫上池娟和邓贞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儿不习惯,总想着聂一是逢场作戏,谁知到后来我才发现,聂一和池娟、邓贞在玩真的。聂一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老话就是,在外彩旗飘飘,在家红旗不倒。
  聂一像大款一样在她们身上花钱如流水,不但吃饭要她们两个陪,就连睡觉聂一也要让她们两个守在身边。为此,我曾私下里给聂一提过醒,可聂一却不以为然。聂一说,就你知我知,单位里又没有其他人知道,怕啥。要不,回来也给你找个,新鲜新鲜,整天守着弟妹一个人,死了屈不屈?聂一还开玩笑地给我说,那玩艺儿长在于你身上还不如长狗身上呢。我笑着说,那咋办,咱没那能耐。
  自从聂一和池娟、邓贞她们两个热上后,聂一就有心想把她们两个都调到局里当打字员。聂一私下里跟我暗示过好几次,想让我在党组会上提出来,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很长时间,总觉得不合适,所以就装着没解透玄机,一个劲和聂一打哑谜。有一次,聂一守着池娟和邓贞把话给我挑明了。我也是为了聂一好,就说,恐怕不合适吧,班子里肯定会有人反对,何况单位那么多人会怎么议论……没等我把话说完聂一就大为光火,当着池娟和邓贞的面一方面给我摔脸子,大言不惭地说,国土局就是咱们的,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说啥是别人不同意?我看是你不同意。从此,我发现聂一总是千方百计找原来那个打字员的毛病,然后是在大会小会上批评那个毕业于电子专业学校的男打字员工作不认真啦、责任心不强啦等等。你想,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想给小卒子过不去,那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鸡蛋里面挑骨头,磨道里面找驴蹄,甚至有时聂一还会当着众多人的面,莫名其妙的把那个打字员骂得狗血喷头。弄得打字员一头雾水,天天哭笑不得,最后只好辞职不干。打字员临走时和聂一吵了一架,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聂一气得两眼直冒火星,如一只烫伤的猴子,在办公室里上蹿下跳。聂一气归气,却顺理成章的把池娟和邓贞两个人全调到了局里。并让她们两个一个守办公室的电话,一个当打字员。
  加局长在想什么呀,是不是一说把池娟和邓贞叫过来你点儿眼气了?康局长冲着我说。这时我才发现我走了神,慌忙笑着说,那里那里,咱还不是有贼心没贼胆,有贼胆没贼钱,有贼钱的时候贼不行了。聂一笑着说,那就让咱任经理给你找个,也让你贼一回。任经理放下手里的筷子,拍着胸脯子说,放心吧,包在俺身上了,保准加局长满意。说着说着池娟和邓贞进了屋,身后还跟着一个女孩子,蛮漂亮的,看上去也不过二十来岁。
  一阵说笑之后,池娟和邓贞挨着聂一坐下了,一边一个。那个女孩子紧挨着康局长坐下了。任经理怕我尴尬,很得体地站起来,举起手中的酒杯说,来来来,加局长我们两个为三个美女的到来先干一杯。我慌忙站起来说,任经理,我酒量不行。不如这样吧,我给三位美女每人先敬一杯。聂一说,先喝为敬嘛,不喝怎么敬啊。聂局长,我喝酒不行,这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解释说。看看,酒还没喝呢人家聂局长就开始心疼了。康局长说,加局长您少喝点儿,让任经理替你喝一碗,在座的每人都得喝一碗,谁也少不了。聂一说,好,就按康局长说的,来来来先给我满上。
  第二天早上,当我酒醒之后,妻子说我是被人架着胳膊抬到床上的,醉得像一滩烂泥,整整吐了大半夜,连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时我才感觉到口是苦的,胃里空空的,浑身酥软无力,头疼得厉害。妻子劝我说让我去医院输水,我说,算了吧,先给我沏碗鸡蛋碎儿喝喝。一碗鸡蛋碎儿刚到胃里,就翻腾得难受,没办法只好把刚进胃的鸡蛋碎儿又全部吐吐。
  我整整在家躺了一个上午。聂一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我说好些了,并把昨天晚上和早上醉的情况给聂一叙了一遍。聂一让我在家好好休息。我说,好多了,下午就能去上班。
  吃过午饭,我给妻子交待了一下,说,省局里来人检查市里的土地隐形市场清理整顿工作,我得汇报情况,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了。妻子说,别喝酒了,再喝身体会毁的。我说,记着了。然后就掂起放在沙发上的红棕色公文包往外走。我突然觉得我的包有点儿不对劲,就打开拉锁看了看,包里面竟有五叠新崭崭的百元钞票。我数了数,一共是五万元。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妻子,妻子正在拖地板。谁动过我的包啊?妻子抬起头望着我,不耐烦地说,谁动你的包干啥,昨天晚上那个叫啥子的经理把包给我后我就随手扔沙发上了,谁动你的包干啥。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从聂一昨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要见我到现在,我快速在脑海里像看电影一样过了一遍。我隐隐约约觉得我昨天晚上喝得烂醉仿佛是一个阴谋。
  我的心沉沉的,想,那五万元票子很可能是任经理给我的,一定是为办公楼的事。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感觉到了,只是没想到任经理会给我送这么多钱。我想是不是聂一指使的呢?不像。如果不是聂一指使的,说明聂一对我还是信任的,如果是,那说明聂一已经开始给我耍心眼了。那么,这钱该怎么办?给聂一说明情况,取得聂一的支持把钱上交到局财务?不妥。退还给任经理?如果任经理失口否认,不承认怎么办?这样做似乎也不妥。上交到市纪检部门?更不妥。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先把钱存起来,然后探探聂一的口气再说。
  市第一建筑公司终于中标了。一天晚上,任经理在请班子全体人员喝酒时,我悄悄地把任经理拉到洗手间。我说,标你也中了,盖楼需要钱,你给我的那五万块钱我在银行里给你存着呢。说着,我从兜里掏出写着任经理名字的存折,就往任经理口袋里塞。不等任经理拒绝,我拉开洗手间的门,逃也似的跑了。
  自从任经理承包了我局的办公楼没多久,就有人就风言风语的说聂一从中捞取了多少多少好处,还说聂一是个花花公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流氓,紧接着市纪检会就把我局的帐本抱走了。帐本一抱走,聂一就非常恼火,大会小会上不提名的批评,说他知道是谁告的。并且说,有些人,我把身上的肉割给他吃,他竟不知道好歹地把肉吐掉,还说肉不香。同志们都看着呢,我平时对他这个人怎么样?别人恨我也就罢了,可是,他却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坏良心啊!听得出来,聂一的话矛头是针对我的。于是,我在单位里就成了众矢之的,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过去恨我的,骂我是聂一的狗腿子;是聂一的娼妓的人见到我后一脸的笑容,那种洋洋得意的心情我能看得出来。也有人劝我说,不要往心里去,聂一那种人从一开始就应该看出来不是个东西。就连平时见了我一说三笑的池娟和邓贞,最近见了我,能拧下水的脸犹如开败的桃花。
  我的心情越来越差,有好几次,上下班的时候差一点被车撞死。最严重的一次,是一辆红色的桑塔娜,从背后把我连人带自行车,一下了撞到几米开外的路边的花带里。好在我的命大,只受了点儿皮外伤,虽然自行车给毁了,但人却有惊无险。再后来,我发现有人向我住的院子里扔屎粪,半夜的时候用石头碰我家的门窗和玻璃。有一天早上,我和往常一样6点钟起床跑步。打开大门,哗啦啦的响声吓了我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有人在我家大门前放置了一个硕大的花圈。花圈的两侧有两绺长长的白纸条,上面还写着哀悼我的挽联。上联:人世间多一个小人姓加 ,下联:地狱里缺半个魔鬼叫减。看着花圈,我仿佛嗅到了那种点燃烧纸的气味。我打了个冷颤,一股寒气快速地从心底流向头顶和脚心,死亡的阴影一下子笼罩着我。我害怕哪一天有人会用炸药包放在我睡觉的窗前,把我和熟睡的妻子一起炸成血肉模糊的碎片;害怕有人悄悄地打开我厨房的液化气开关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毒死,或是把打开的液化气点燃,通天的火光,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强大的冲击波把房子震塌后把我们砸死在室内。我开始恐惧死亡,于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要检查检查每个房间,检查检查床铺下面,甚至连衣柜我也要打开仔细地看一遍,然后再回到厨房把液化气的开关关紧。整个室内检查一遍后,才能小心翼翼去上床睡觉。临睡前我还要再告诉妻子一声,醒睡着点儿。
  我整天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我发现我的头发开始成片成片地掉,体重也从原来的180斤急速下降到100斤。原来红晕白皙的脸只剩下一张满是皱折的皮,两只大眼也深深地凹陷到了眉骨里,整个人变得像个小鬼儿似的。我害怕看见单位里人们那冷漠和异样的眼神,害怕看见那带着幸灾乐祸的笑脸,害怕看见聂一,虽然我知道我问心无愧。平时,有没有事我都很少到单位里去,因为聂一再也不会象从前那样动不动就找我商量过工作上的事了。就是有时我硬着头皮去他办公室里汇报工作,聂一也是板着个脸,爱听不爱听的样子。所以,即使我平时到单位里去也是打一头就走。我感到压抑,感到莫明其妙的恐惧。我也曾想到过要把聂一的事向上级有关部反映一下,可我这个人瞻前顾后又想的太多,总觉得就聂一那一丁点儿事也没什么好反映的。想来想去,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多一点理解和宽容的好。
  法医终于检查完了我的尸体。不知谁把我遇刺的情况告诉了正在医药公司上班的妻子,她哭得泪人似的蹦下三轮车就疯狂地跑上来抱着了我的尸体,一口气没有缓过来就哭得昏了过去。开三轮的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下岗女工,她伸头往里面看了一会儿,大概觉得妻子不会再给他钱了,遇到这种事又不好意思张嘴要,站了一会儿就从围观的人群里走出来,腿往车座上一跨,开着三轮车走了。
  警察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温乎乎的粘满鲜血和尘土的尸体连同我的妻子一起抬上了救护车。一个医生掐着我妻子的人中在给妻子实施抢救,另一个医生给我的妻子打了一针抢救针后又匆匆忙忙的给我的妻子挂上了吊针。瓶子没地方挂,一个个子不高,眼睛却很明亮的警察就用手举着。我试图跟着我的尸体爬上那辆救护车,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跟在救护车的后面,透过车后窗的玻璃,我看见妻子的魂魄好几次从她的身体上跑出来,站在救护车门口,并从车门口旁边的一个窗口里把手伸出来来拽我。我看见妻子把手从车窗口伸出来,就慌忙跑上前去拉她的手。我们中间仿佛被一种无形的东西隔阻,终究不能让我们的手拉在一起。救护车闪着紫色的警灯风驰电掣般的往前疾驶,街道上的很多行人一脸迷惘地驻足观望。警车和救护车鸣着警笛从他们身边驶过。我伸出的手和妻子伸出的手,距离越拉越远。我看到妻子的魂魄就像隐藏在麦粒中刚生出的麦芽,由于缺乏阳光和水分,最终,极不情愿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又萎缩到了她的体内。
  妻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后慢慢地苏醒过来,接着就嚎啕大哭。人们一脸庄严,只有那个穿着白大褂,刚才给妻子打过抢救针,比较年轻一点儿的女护士在劝慰着我的妻子: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家里还有孩子,身体不能垮了。那个女护士说着说着,竟有晶莹的泪花儿在眼中闪烁。
  妻子的眼泪像雨点儿般扑嗒扑嗒地往下落着。望着妻子一直往下滴着的雨点儿一样的泪,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落着绵绵秋雨的傍晚。
  啥事都是个巧合,有时也是该着,就像人们常说的烂眼子肯招灰一样,你越是想躲避,有时越是躲避不了。要不是那个倒霉的秋雨绵绵的傍晚,我想,也不至于会有人在雨幕中开着车前后追杀我,更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把明晃晃刀子刺入我的左胸。
  说起那个落着绵绵秋雨的傍晚,我就心有余悸。由于和聂一的隔阂,平时我很少到局里去,那天我去局里是为了找一份资料。我仿佛记得那本资料上有一篇关于治疗抑郁症的几种方法。妻子整天嚷嚷着要我去医院看病。我说我会有什么病呢?我知道妻子看着我一天天地瘦下去,是心疼我,关心我才督促我去医院的。而我呢,总想着是妻子疑心重,最近一段老感觉着不安全,再加上妻子为我的工作不顺而心理负担过大,我怕妻子患上抑郁症什么的,所以就想起那本书来。本来该上午去局里拿的,怕见人,犹豫了半天没去。
  天已经黑了,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个儿不停,局里人早都下班回家了,只有门卫老李还在门口的值班室里坚守着岗位。门卫老李是一个还不到六十多岁就提前退休的老干部。老李给我打开门后我同他笑笑,算是打了招呼。我看见老李也笑了,但他笑很勉强,那笑像是从心里一点儿一点儿挤出来堆在脸上的。据说老李是江浙一带人,解放前参的军,曾经参加过上甘岭战役。解放后,从部队转业的老李被分配到这个小城市里工作。几十年来,老李一直保持着家乡口音的痕迹,说话的音调总是与我们不同。
  老李帮我把自行车接过去推到雨蓬里,我就匆匆忙忙地往我的办公室里跑。凉凉的雨点儿打在我的脸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突然让我的心情舒畅了许多,于是我就囫囵半片地哼着《流浪》这首歌里的那句,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流浪》这首歌在前几年是很流行的,凡是去酒店吃饭,都爱先到包间里唱一阵子,只要是卡啦OK过的人差不多都会唱这首歌。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哼歌,可能是因为那些凉凉的秋雨落到我脸上的缘故,我感觉到这深秋傍晚的雨,很有点象我心中的愁。站在二楼的过道里,隔着玻璃帷幕,望着外面灯光中的潇潇秋雨,我忽然就想起了李清照的那首《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尽管李清照我们两个愁的不一样,但是,她的这首词却真真切切地描述了我此时此刻愁怅和烦闷的心绪。
  打开办公室的门,我凭感觉准确地找到了室内灯的开关。白炽灯猛一下子开开后有些刺眼。适应了一会儿,我就柜子里,桌子上,翻江倒海地找着那本资料。找到资料后,我的心静了许多。看看办公桌上落的浮灰,一种伤感的心情又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我慢悠悠地坐在办公桌前,望着那些相互挤在一起,队伍一样站在红褐色书柜里的书;静静地悬挂在墙壁上的海尔牌空调,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让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我用手摸了摸桌子的边沿,像爱抚妻子冻僵的脸,细腻光滑中带着一股彻骨的寒意从我的指尖流入我的心田。我燃上一根烟细细地品着。我把那本杂志卷成喇叭形装进了我右边的裤子兜里。我依依不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关灯、带门,来到走廊里。正当我抬步往楼下走时,大脑却突然接到指令:去洗手间小便。我这人前列腺有毛病,尿急,说去洗手间就得赶快去,不然就有可能尿裤裆。我激凌凌打了个冷颤,用力憋着,憋得我腰差不多都拱起老高。我急急忙忙地往洗手间蹀躞着走,当我绕过局办公室路过聂一的办公室时,我发现聂一办公室里的灯突然亮了。我一惊,心想这么晚了难道聂一还没回去?不可能。按照习惯,聂一这会儿很可能不是在酒桌上就是在舞厅里或洗头城什么地方。不是聂一在里面又会是谁呢,别是小偷在偷东西了?要真是小偷在偷东西,那门卫老李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平时听别人讲的多了,某某局长或书记的办公室被盗了,小偷从他们办公室里偷走多少多少元的现金。由于那些钱数额较大,又来路不明,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吃个哑巴亏,连案都不敢报。没听说吗,某某县的一个主要领导的办公室被偷后,就因为报了案才出事的。向公安局报案的时候,这个领导并没有说办公室有几十万元的现金。没几天,案破了。据小偷交待,他还在那个领导办公室偷了几十万元的现金。没来及花,把偷去的钱又全部上交了。这钱一上交,坏事了。公安局的人望着那摞厚厚的粉红色的老头票不知该咋办好了。谁知,向上面一反映,结果然查出了一个大贪污犯。你想想,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也许是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在促使我,也许是出于一种好奇的心理,我就驻足门外仔细听了听,里面确实有响声。我趴到门前想找个缝隙看个究竟,无奈门关得严丝合缝。只有门下面和地平接触的地方有一丝缝,光线就从那缝里跑出来,毫无顾忌地躺在走廊上。我一条腿跪着,头俯在地板上,一只眼睛用力往里面看。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响声。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蹑手蹑脚来到窗前。透过窗口里面挡帘的一条窄窄的缝隙往里面窥视。不看则已,已看吓得我浑身直冒冷汗。乖乖,原来是池娟和邓贞两个人在里面。池娟正赤身裸体的站在饮水机前用茶杯接水喝,茶杯里的热水还正冒着热气。看样子池娟好像有点冷,两只胳膊夹着,腰有点弓,似乎还打着冷颤。邓贞则赤身裸体的坐在办公室套间里的床上,在慢悠悠地梳理着那一头乌发。那秀发、那胴体、那灿烂的笑容,那小腹下面一处像蕨一样的东西,竟然使我面红耳热一时忘记了去洗手间的事。
  原来同志们在私下里议论,说他和池娟、邓贞相好,我听了之后还批评同志们是捕风捉影,不让同志们乱说。其实我心里最清楚不过,只不过那是为了聂一的形象,我不愿别人去到处张扬。再者,我那时一直觉得聂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还不至于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会和池娟、邓贞混在一起淫荡。
  我忽然觉得聂一很可悲,也很可怜。这人来到世上到底图个啥?也许有些人一辈子都说不清楚,也许有些人只是不懂装懂,也许有些人是半迷半懂,一个人要想彻底达到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又是何等的难啊。
  池娟把喝完水的空茶杯放到办公桌上,臀部一扭一扭地进了套间后又随手把套间的门关上了,屋子里突然一下子又暗了起来,寂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玻璃帷幕外面的秋雨仍在淅淅沥沥的落着。凉风吹过,有些许的雨点随风打在玻璃帷幕上,发出很小的沙沙声。我急速地扭过头,惊惶失措地往洗手间跑,一推门和从洗手间出来的聂一撞了个满怀。我吓了一跳,差点惊叫出声来。洗手间明亮的灯光下,聂一看着我惊惶失措的样子似乎什么都明白了。聂一没有理我,我做贼似的强装镇静地问了聂一句:“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聂一仍然没有理我。我觉得我很尴尬,尿没洒,就匆匆忙忙地下了楼。来到楼下,和门卫老李照了个面,我就惴惴不安地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迎着已有寒意的秋风,冒着凉意浓浓的秋雨,在昏黄的路灯的影子里急速地向家飞奔。
  秋雨淋湿了我的衣裳。雨珠像小虫子一样在我的脸上乱爬,我觉得痒痒地,一只手扶住自行车把,一只手把脸上的雨珠擦掉。我扭头看了看,无意中忽然发现,好像还是上次把我撞到花带里的那辆红色桑塔娜,急速地从身后向我撞来。我吃了一惊,慌忙跳下自行车就往铺着红色面砖的人行道上跑。红色的桑塔娜擦着我的身子一闪而过。由于是下雨天,又是傍晚,路上的行人很少。没等我缓过神来,那辆红色的桑塔娜就像香港电影上的某些特写镜头一样,吱吱地叫着又掉转头向我撞来。我急忙躲在人行道上的那些合欢树傍。那辆车吱吱扭扭、拐弯抹角地向我撞了好多次,终于因为有合欢树的保护而未能撞住我。难道真的有人要暗杀我?我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自行车子都没顾上要,就一口气跑回了家。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很多噩梦。
  我的尸体被救护车运回到了家。我直亭亭地躺在家里的客厅里,头朝里,脚朝外。我和小城里的其他人一样,房子是自己盖的。楼上楼下总共六间。院子里栽有两株樱桃树和一棵石榴树。每年的春天,当瑞雪还正在飘舞的时候,我院子里的那株樱桃树就开始悄悄地怒放出它那一树灿烂的粉红色的樱花儿。樱花儿引来无数的蜂蝶在花间翻飞。每当樱花褪去,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玛瑙般的樱桃时,那棵石榴树就开始长满一身含苞待放的花蕾。不会等多久,你便能看到那一树的火光。
  妻子从老家叫来了白发苍苍的老母。叫来了婶子、大娘、叔叔和叔伯们,也叫来了堂哥、堂弟、嫂子、弟媳和小侄儿们。凡是和我平辈或是我的晚辈,他们一个个或用白布缠头,或把一幅两米多长的白布挂在脖子上。女人们一边低声的呜咽着,一边抹着泪,一边招呼着给我的尸体穿上从寿衣店里买来的那种既肥又胖,且用黑呢子布做成的,上面还绣有龙凤呈祥图案的叫做送老衣的殓衣。她们说,趁我的身体还有热气好穿,要不,身体凉了,胳膊腿一硬就不好穿了。她们把送老衣给我穿好后又在我的身下铺了一床蒲席。蒲席的上面铺了一床用黄缎子布缝制的褥子,身上还给我盖着一床用黄线行过的白里红花,白底儿面的新棉被。在停着我尸体的脚前,放着一个黑色的小瓦盆,瓦盆里面燃烧着一沓沓的黄草纸。黄草纸的浓烟弥漫着整个屋子。
  人在世上受尽了苦难,一生风风雨雨含辛茹苦地拼搏、奋斗,图的啥?不就是为了能吃好、穿好,有钱化?我死了,他们为了让我在阴间能过上好日子,就给我铺上金,盖上银,脚前还放一个聚宝盆。你说我能不感激他们?
  我在院子里的半空中飘浮着。看到他们一个个哭得泪人似的,我就劝他们不要哭,不要抹眼泪,可他们谁都不听。男儿有泪不轻弹!那女人呢?女人的泪是甜的,男人的泪是苦的。你相信吗?人为什么会有泪呢?泪是上帝给人们的雨吗?上帝是不是知道因为人世间有苦难,才让人们有泪?天下雨,是不是上帝在哭?上帝有苦难吗?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想过这些,他们只是在忙碌着为我这个死去的人扎灵棚、迎客人、送朋友、放鞭炮、请唢呐班为我奏乐送行。
  就在靠近小瓦盆的左边,还置放着一个小方桌,桌子上面燃着两只摇曳着小火苗的红色蜡烛。靠近蜡烛的里面放着一个瓷盆,盆里面有一只刚刚杀了,褪去了鸡毛的公鸡。疙疙瘩瘩的鸡皮上隐隐约约地有好多茸毛。两根竹筷交叉着插在鸡身上。儿子和侄儿们一边用剪刀在燃烧着黄草纸的小瓦盆的底座上钻着小眼眼儿,一边把炕好的,碗口般大小的饼子的边缘,一人一口的咬上一圈后,放进准备扫墓用的篮子里面。小瓦盆的周围全是黄草纸燃烧过的黑乎乎的灰烬。有一些灰烬轻轻地在空中飘舞着,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一种烧纸味。
  我知道那灯是我的引路灯,那鸡是我的引路鸡。他们是怕我在黄泉路上迷失方向而进不了天堂,才给我准备的。我会迷路吗?我想我是不会迷路的。在阳间的时候,那些五颜六色、色彩纷呈的生活都没有迷着我的双眼,难道说到了阴间我就会被迷着双眼?凭我的经验,我想到阴间我也不会被迷惑。因为我心里始终牢记着不为金钱贪,不为女色乱,不为醇酒迷这几句话的。
  屋子里仍然充满着悲哀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在小声地啜泣。我的妻子仍坐在我的尸体前放声大哭,她已经哭过去好几次了。堂嫂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劝我的妻子,她怕我的妻子哭坏了身子。我的那个才十来岁的男孩子头上缠着孝布,一脸悲痛地跪在他妈身边,双手搂着他妈的脖子一边替他妈擦眼泪,一边劝着他妈说,妈,别哭了。妈,别哭了。那声音很凄惨,很悲凉。
  妻子怎么会不悲痛欲绝?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从此失去了天。从今往后,她心里再也没有蓝蓝的天空,没有火红火红的太阳,没有圆圆的月亮,没有像丈夫的眼睛一样明亮的星星了,惟一有的就是苦难和无尽的忧伤。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带着一脸的悲哀来看望我,劝说和安慰着我的妻子。一阵阵鞭炮声和着那嘹亮而悲壮的唢呐声以及呜呜咽咽的哭声在我的院里起此彼伏。一时间我的院外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轿车,来来往往的人们以沉痛的心情,默哀的方式相互点着头儿来表示他们的相见。哀乐不停地从那只高音喇叭里钻出,揪住人们的心,拽住人们的眼泪往地上落。家人把悼念者带来的物品和现金收好后,就照着他们递上的礼单一一登记上他们的名子。他们在我的院子里,在那刚为我扎好的灵棚前少坐片刻,或喝上几口茶,或燃上一根烟,说上几句安慰的话,然后便一个个带着家人给他们早已准备好的一块手帕大小的,用白洋布做成的孝布,心情沉痛地走了。唢呐声凄凄惨惨地在为他们送行。
  我看见许多人一走出我的院门脸上就有了笑容。这时,我才知道他们的悲痛原来是装出来的,原来我们的友情就像他们进门后那一瞬间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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