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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惊蛰 来源：友人小说频道 加入时间：2005-7-11 |
一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他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他一生的沉与浮、荣与辱的变化和反差实在太大了。他思想与行为承续和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的人生道路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应该怎样公正的评价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周作人一生的复杂性强烈的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兴奋点就集中在他人生道路和思想上。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
时代的动荡，家庭的变迁，个人前途的渺茫，引起一种惆怅，再加上进入青春期以后所特有的莫名的焦躁与感伤，使周作人的精神生活、感情世界第一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周作人面临选择，艰难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带路。1900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相互鼓励。周作人曾因前途的渺茫而作“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鲁迅回复道“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冲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
1901年7月12日，鲁迅收到周作人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是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至大文函，并说此事，并云已为予改名作人。”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周作人的人生历程上，1902年2月至1903年10月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从读《天演论》开始的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犹如发现“新大陆”，周作人开始迈入了新世界，他首先表现出来的思想特征是思想的激烈、感情的奔放、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周作人曾感慨的写道“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极其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对于周作人个人来说，这时期生活中浓重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调，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是独异的。
由于一系列社会事变，“八一三”事件、张勋复辟、孙传芳的读经、张大帅的杀害李大钊，特别是蒋介石的“清党”，对周作人原来的社会改革热情起到了摧毁的作用。他开始当起了十年的隐士，准确的说他是在落伍和消沉。他很快就退回到宁静的书斋——周作人本质上是个文人，而非战士，这是他与鲁迅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不同点。
三
在经历过张勋复辟之后，周做人在日记里写到：“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他说：“我是赞成文学革命事业的，而尤其赞成思想革命，但我要预先说明，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思想事业，只落的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大家的感谢的。做政治运动的人，成功了固然有好处，即使败了至少在同派总还是回护感谢。唯独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个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五个的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顿臭打。”在热血沸腾的大时代气氛中，冷静如，鲁迅者都感到“很有希望”而卷入浪潮之中，相形之下此刻仍然关在书斋里，与古书为伴的周作人就越发显得孤独了。他对革命实际行动始终是冷漠，或者说是心怀疑虑的。但他也并非对辛亥革命漠不关心，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当然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与中国的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一面冷眼旁观，一面思索着。
周做人这类知识分子的矛盾正是在这里：他们本能的对政治，特别是“群众政治”，以及必然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暴力”心怀疑惧，希望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思想文化范围内，而小心翼翼的与“政治”保持距离，但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思想文化的启蒙必然导致被启蒙者变革现实的直接政治行动，这是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或者与自己的启蒙对象一起前进——从思想走向行动，不仅必然按照“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的逻辑对思想的纯正性作出某些必要的与不必要的修正、妥协（在行动逻辑中这两者本是难以划分的），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为狂热的往往是偏激的群众所裹挟，给自己带来许多违心的烦恼，弄不好连自己也失去了启蒙者特有的理性精神，在与群众“同化”的过程中发生自我的“异化”。如果拒绝这样做，那又会最终被自己的启蒙对象无情的抛弃，而且自己据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甚至那张平静的书桌，也会被群众暴力毁于一旦——这正是启蒙的必然结果。
周作人就这样陷入了困惑：他一面把思想启蒙——唤起人的自觉、文学的自觉，作为一种信仰、理想，热情的为之献身，一面却为其必然产生的“可怕”后果而忧惧：这是怎样的苦境呢。周作人迟早要抛弃这沉重的“负担”，即使必须同时卸下那“战士”的盔甲与桂冠。
周作人既然不肯像鲁迅一样通过虚心的再学习调整自己的步伐，站到时代的前面去，他就必须在历史的急流中给自己找一个可以让步不前而又自信并不落伍的安全岛。从1924年起，他就译引了蔼理斯的两段话，表示无限的倾倒，以后多年间，又不惮烦地在各种题目的文章里再三再四的引用：
“有些人将以为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於他们，却知道我们永远是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二者都不能有何怨怼。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莱多斯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息的同流着。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碌的奔上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丢勒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向前奔走。不久就会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火炬递在他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周作人大概觉得字字句句代他说出了心里的话，最重要的是要“站在二者之间”，在“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点。不管周作人怎样做出冷漠高傲之状，从他欣赏的“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这些话里，我们依稀听到了软弱的声音。
四
周作人在1923年写道：“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终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哪里去，也便是到哪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周作人具有人生无目的、无意义这一种典型的意识。他完全同意的抄译了他最敬佩的英国学者蔼理斯的话：“人家告诉我们世界向这边，向那边，向别一边移动。不要相信他们人们，永不知道世界运行的方向。谁曾预知——且不说那些更古更渺茫的事情——耶稣的磔刑呢？有哪个希腊或罗马人在他思想最离奇的时候预想到我们十三世纪的情形呢？哪一个基督教徒预知文艺复兴，谁真曾期待法国大革命呢？”他自己说的更阴惨可怕，他说人生之路的终点是死，大家都坐在敞车上开赴刑场，这里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闲适”论道：“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跃；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
周作人的消极性，在于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宣传一种对人生对文艺的倦怠和游戏的态度；在于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其实践的效果只能是消磨他们的斗志。
五
周作人对自己内心的矛盾作一番理性的清理，总觉得很难。他写过一首题为《歧路》的诗，诗中这样写道：
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来由他打’/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吾师乎！吾师乎！/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呵！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
在给朋友的信中，周作人也这样剖析自己：“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话，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料店了。”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之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学术文化界人士南下的队伍里始终未出现周作人。每当一个民族生死危机，人民遭逢劫难之际，正是考验一个人是非曲直、忠奸智愚之时，抗日战争的爆发，逼使长期徘徊于时代与个人，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周作人必然做出历史性的选择。
周作人有一篇《野草的俗名》，全文是谈绍兴关于八种花草的土俗名，文章写的真是冲淡质素，无一点渣滓，无一丝烟火气。此文收入《药味集》，一查文末所署，原来是“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实在令人吃惊。那是什么日子？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个月，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的前一天，身处危城中的周作人居然还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太冷静了，太可怕了，真是“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
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了下来。
终于，在1938年2月9日，周做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当时几个青年人的刺杀，他侄儿的愤而自杀，都没能阻止周作人与敌人同流合污。
为了挽救落水的周作人，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人联合写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醒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艾青也感慨地写了一首题为《忏悔吧，周作人》的诗：
“周作人/在祖国艰苦的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收者消息）……/
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 “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的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
“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但是，周作人大失众望。
六
周作人一向是反对压制个性的，他始终主张多样性，主张宽容，把自由当成社会发展的目标。这善良的主张多少有点乌托邦，想朝雾般朦胧好看。他实际上，也是这样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信念。这一新信念的基础来自于对中国现存秩序的绝望，在骨子里他还是脆弱的。沈雁冰这样评价：
“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自唐以后便走向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以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
何其芳也曾有概括的、一针见血的分析：
“周作人以个人出发为主，故是掩藏在高雅之极的外衣里的闲谈家，故小处聪明而大处糊涂，故从积极而怀疑而悲观，故在艺术上实质是一个为艺术派，故自认为是中庸主义者或有绅士气，故喜欢谈小事物，其中多半之间趣味，而其结果从寻路到迷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手掌里，成为民族的罪人。”
对人生和民族的双重悲观，构成了周作人附逆的基本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人生的悲观，“天下无真是非”一直是他灵魂中的一大秘密。
周作人堕落成为汉奸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从家庭这个角度来看，信子和芳子起了很坏的作用。家里的事情，都由信子当家作主，信子能左右周作人。
从周作人自身来看，首先周作人是目光短浅缺少远见的人，他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一直认为日本的武器、士气远远超过中国，因此中日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即或打起来了，中国也不是日本的对手，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其次，他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这所舒适住宅，也舍不得放弃北平的优越生活条件。他深怕离开北平，流离失所，生活艰苦。
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日本特务就指使大小汉奸，特别是文化界的汉奸，拉拢和劝诱，加上信子等人的怂恿，多方面、多渠道的做周作人的工作。他们根据周作人的特点，投其所好，诱之以利，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尽量使他享受舒适、奢侈的生活。……
终于，周作人的灵魂被俘虏了，他变节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使周作人堕落成为可耻可恨的汉奸，中华民族的罪人。
七
周作人的附逆与前期人格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附逆期间他也并没有真正替日本人卖命，甚至还做了一些与抗战有益的事，过后他的“不辩解”主义为之涂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作为弥补，他在任伪职期间消极怠工；完成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解释；帮助李大钊几个参加革命的女子等。整个抗战期间，周作人痛苦不堪的在扮演两种角色之间平衡，他在日本人面前强装笑脸，又煞费苦心的给中国人塑造一个忍辱负重的现代苏武形象。
平心而论，相比而言，他没有王衍入洛认贼作父的卑鄙，也没有钱谦益为福王朝廷的重臣而率先迎降的恶劣。他也不曾真正为日寇卖命，从清末的光绪朝到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他并不拥护任何中国政权，以前他还大量批判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说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生存受到威胁，也会反抗，这引起日本文人片冈铁兵的指责，称呼他为反动老作家。
周作人也有过鲁迅式的充满凌厉之气的战斗的人生，也有过鲁迅式的粗暴的魂灵，而且他并非不神往于这样的人生。周作人在“五卅”、女师大风潮、“三一八”等事件中的表现，得到了肯定。而且他也曾对国民的劣根性作了深刻的抨击：
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
我们要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得痈疽，
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
八
人归人，文归文。尽管周作人在大节上有污点，然而这样一位历史道路曲折，却仍不失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作家、学者、文化人，是不可能“销声匿迹”的。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他确在新文学上尽了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他曾与胡适、鲁迅齐名，被誉为“五四”三巨人之一。他曾是《语丝》的主编和发刊词的执笔者，曾对封建文化与黑暗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抨击。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近百万字的著译，在显示他是中国新文学理论的代言人，是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热情鼓吹者。他对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新诗《小河》，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石，使人觉得新诗到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的翻译，从最初在日本留学时和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以及其后自译弱小民族的小说和其他等，直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继续翻译日本、希腊的作品，先后不下数十册，使闭塞的中国读者认识域外大国的文学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也算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贡献。
一个作家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足以在某一方面影响当时文学思潮和创作趋向的水平，并且具有了独特的个性化风格；二是引起了读者、文学者的普遍注目和较大的呼声。到了“五四”时代中国人民要求人的解放和走向世界的愿望终于觉醒。这时周作人再度登上文化革命的前沿，从“人的文学”主张的公布到“思想革命”口号的提出，从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建立以人为本位的自然化新道德观，从介绍日本的“新村运动”到鼓吹托尔斯泰主义，周作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历史观、伦理道德观和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文学的根本要义，引起了新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赞同。
周作人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写作最长最复杂的一个作家。他一生写作的散文有三千篇，已编成的集子有四十多本，弃而未收集或无暇收集的数量很不小，如果再加上他的几本专著、翻译和整理的古籍、笑话、民谣儿歌，数量上十分可观，质量上也相当可以，给后人留下了宏富的遗产。
九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闲适中充满了悲剧，辉煌中充满了缺憾。他活了八十三岁，经历了清末、民国和解放，这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大时代，在思想和文化上是中西冲突和交融的时代。周作人当其时有幸有不幸，平庸与不凡并存，功劳与罪过交错。总体说，周作人是中国文化是和文学史上的一个悲剧性人物，他一生的荣辱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多灾多难。周作人的悲剧，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甚深联系，周作人身上凝聚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种种进步性与落后性，他不断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与政权格局的矛盾以及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为自全而妥协、改节的软弱性。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事情都已过去了，对于周作人，有人不免惋惜，甚至抱着相当的同情。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每一次浪潮总冲倒冲走了不少的人，动摇着的不辨是非的，没有热烈的爱憎的“超然”者，都被历史抛在后面了。聪明博雅学者派头，都不足以挽救一个不爱大众不爱国家的名节论者。
现代对历史总会有公正的评价。对周作人这样一个失足的作家，其是非功过最终也必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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